所谓的试运行，就是理一些必须立即理的事情。事实上，当时国防连基本框架都没有，甚至没有确定由谁担任国防长。此外，国防的办公机构也没有成立，甚至不知设在哪里。

原因很简单，不是总后勤、还是总装备，都与军费有直接关系，而掌握军费是文职官员的事情，因此不可能让军人来理这两个门。

结束三军分立的状态之后，由国防统一申报军费，能节约不少钱。

这个时候，顾祝同不得不一些外家的工作，即与各个受援国的外武官，特别是海军武官行涉。

在张文渊与骆崇明忙着去整理装备资料的时候，顾祝同已经在走下一步了，即如何合理第分过剩装备。

结果就是，参谋长会议有四名成员，但是只有三人有资格成为主席。

也就是说，闵文灿只是临时担任国防长。

六月中旬，国防试运行。

这就是，在国防的后勤与装备，各设有三军办公室，由三军各派将领担任要职，专门为门领导人提供建议。只是，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门领导，也就是文职官员的手里，而重大的装备研制与采购项目则需要得到国防长的批准，某些极其重大的项目则需要由总统批准。

在闵文灿完成了使命之后，肯定需要一位新的、能够更加有力的推动军事改革的国防长。

显然，这是外上的工作。

当然，这不再是中国海军自的事情了。

当然，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

当然，zhèng fǔ也了妥协。

当时，陆军与空军还提，在国防下还应该设几个与总参谋类似的，由军人当家主的机构，比如总后勤、总装备等等。陆军与空军提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些机构都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更决定着军队的发展，因此应该由更懂得军事的人来主，而不是让文职官员当家。

要知，中国国防是在大战末期成立的，而在大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军事改革全面开始之前，国防的主要工作是对外，而不是对内。要到大战结束之后，国防才会成为推动军事改革的主要力量。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所幸的是，张文渊与骆崇明没有拖后。

让外长担任国防长，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这其中，就包括为友好国家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

要知，在此之前，陆军司令与海军司令都是级单位，与zhōng yāngzhèng fǔ的其他级单位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陆军司令与海军司令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后来成立的空军司令也是一个权机构。这三军分立的局面，除了导致军队拥有的权力过于庞大之外，还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三军单独申报预算，导致军费开支难以降低，极大的加重了zhèng fǔ的财政负担。

当然，成立国防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军费开支，或者说是更加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钱。

到此，组建国防的事情终于落实，刘伯恩安排了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长，即原外长闵文灿。

原因很简单，援助去的装备，自然有援助对象，而援助对象的国力、与中国的关系等等都将成为决定援助多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双边关系中，关键不是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只是，陆军与空军的要求都被否决了。

当然，在此之前，必须搞清楚中**队到底有多少剩余资，特别是多来的装备，以及这些装备的能。

最终，海军陆战队以dú lì兵的份在参谋长会议上获得了一个席位。

有趣的是，在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是否拥有成为主席的权利上，陆海空三军的态度非常一致，即海军陆战队只是dú lì兵，而不是军，因此就算其参谋长列席会议，也没有资格成为会议主席。

只是，有些事情确实需要由国防面来理。

总而言之，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

队的最统帅，可以撤消与任命参谋长会议主席。

两人在整理好了各军的装备资料之后，也开始与受援国的武官接，以确定援助的规模与级别。

这些烦琐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七月初。

显然，顾祝同得谢李向龙。

说白了，受援国必须有明确的政治与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