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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经已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井是不
道说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內涵,如不
去过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以可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去过写国中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已了解现代国中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货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货志12篇。然虽內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脫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当中若⼲资料不易庒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为因我己自曾经整理明末财政,道知
多很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的我读者。反之则袁绍一家⽗祖经历、⻩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的有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样这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內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并及“⽩蛇传”
我认为近代国中所面临的最大个一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然虽这线索摆在多很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菗税而转移!”最近港香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人私方面们我是世交)也在港香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国中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们他已先有我和相同的共识,以所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国中写成个一资本主义的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