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着他很怜爱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门卫（美国许多退休老人去当门卫，然后再从门卫上退休，去另一处被聘做门卫）。

“那你打电话上去吧，看看咱俩谁正确。”我说。

“不用打。”老门卫说：“在租房契约上的名字是个先生，不姓薛。”

我先转不过弯来，但马上明白过来了。艾丽丝住的房是别人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提供，我可不想知道。美国大就大在它对千般百种的生存方式给予冷漠的宽容。还有，我的这个故事毕竟不是关于艾丽丝的。

在聚会上我没有看见提供艾丽丝住房的那个不姓薛的先生。这份提供是慷慨的：三间卧室，巨大的凉台和客厅，象牙色的三角钢琴，老薛抱着艾丽丝的女儿很仓促地和我谈了几句，告诉我他找了份发广告的工作，很轻松，就站在马路上不用动，往每个过往行人手里塞张广告。他说挣的钱够租一间房和吃饭了。我脱口就问：“你不住艾丽丝这儿？”

问完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很小市民的，对别人的事充满关怀和求知欲。

“不方便。”老薛说，然后走开了。

那场聚会之后，我总结老薛和艾丽丝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其是老薛，在讲到女儿时有种骄傲，还有点遗憾，似乎女儿只有那一点点暇疵，也是由于做父亲的对她期冀过高和太不姑息而显出这点不完美来。

我和薛家父女就从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灵活。我马上想到大街上给日晒雨淋的那些发广告（老薛算幸运，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前胸后背还得挂上广告牌，成为那些哲学家爱讲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问我的车库门现在开关利索不利索。

我说利索利索，多亏你还懂点电机修理，这事指望我丈夫就惨了。…他打断我有口无心的罗嗦，殷切地说：“还有什么我给你修了吧。”

我忙说没了。我家样样东西都欠点修理，但老薛肯定不是专程来让我给他派活的。

“你别客气。”他说。

“我不客气。”我说，知己知彼地笑笑“你也别客气，有什么事就说。”我其实心里既烦躁又害怕。这么多年拼命地独立自主，争取不欠人情，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求上我。“别客气，能帮你的我帮你，不能帮的，我马上告诉你帮不了。”我进一步鼓励他。

老薛沉默了。我的烦躁已大于害怕。其实对于薛家父女，我倒从来没烦过。他们属于那种话不多，但话讲出来都不多余的人。老薛举止中的分寸感，那种很自律，很有节制的人所具有的处事待人的准确，以及艾丽丝离群落伍的美貌都形成了蛮好的格调。老薛还有一手好厨艺，我请他做过两次家宴。他做菜一点声响，一点烟都没有。做菜的三个钟头内，他每小时到院子去静静地抽一次烟，一次只抽半根，左手端个小碟子盛烟灰，之后无痕迹地把洗净的小碟放回原处。

我又催促他两句。他抬起脸笑一下说，不知我能否借他两千元钱。他接着就告诉我这钱将多么事关重大：国内他的学院分了他一套房，但得花几万元买居住权；艾丽丝的妈妈一辈子跟着他胡乱凑合住，家里每张床，桌子都是实心的，下面塞满东西，眼下他把老太太一人撇下，能撇在一个宽敞整齐的房子里他心也安些。

我先答应借钱给他。但我还说了一句：“艾丽丝经济条件不差嘛。”

“她？是啊。她有她自己的麻烦，还拖个孩子。我们不能拖累她。如果你为难，可千万别勉强…”他接过我给他的支票，手却一直停在我俩的中间地带，给我足够的时间把支票收回。

我不再说什么，不然成了我不愿借钱给他。

“我一时可还不了你…”他又说，手和支票仍搁在中间地带。这话的恳切很打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