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看了传单，先是一脸惊，及至把那些传单看完之后，都过来帮我们散发传单了。我们把剩下的一百多张传单每人分拿了十几张，分别到程前街、程后街、村上、吃饭场、校门如撒雪片一样把那些传单撒将去了，把剩下的贴在、挂在谁家门和低矮的枣树、柿树上。一时间，程岗村陷惊慌了，家家都在议论那被火烧死的区委书记、被挖珠的老师、被打断了又吃自己屎的村支书。秋天的街上，除了是玉蜀黍的生甜气息，就是半黑半白的恐怖在街上笼罩着。说：“真的把那人推到里淹死了？”说：“东大儿村的支书我认识，真的把他的给打断了吗？”村里有人和东大儿村有亲戚，勤勤快快地跑去问了呢，果然情况属实，还说那支书家的儿，听说他爹用土坯把语录压了茅厕底，于是问他爹：“真的吗？”他爹低不语，儿起手就在他爹脸上打了一耳光，还跟着又在他爹的上踢一脚。一场刻的思想斗争如龙卷风一样在程岗的家家开始了，明的村人已经看到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洪，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奔了程岗镇。我知，我必须借这东风，迅速找到革命的突破，找到致敌人于死地的结和心脏。简言之，就是必须从村支书上找到他现行反革命的言论或行动，一举捣毁这个党支。当然，打倒了程天青，也就摧毁了党支，当然，要把程天青置于死地而后快，则需要他反革命或曾经反过革命的铁的事实和证据。当然，找不到这些证据不要，只要能从他的直系亲属上找到些，也是完全可以的。在革命的要关上，同样是条条路通罗，殊途同归就是这理。时令已经过了寒，秋熟的季节来到了。玉蜀黍红烂烂的甜味，已经开始从田地里朝村落袭过来，你从程岗镇上走过去，由西向东，或由南偏北的风中会夹带着瞅得见、摸得着褐黄的秋味儿，如初的柳絮杨在街上飘着。这是最不利于革命形势的季节了。在乡村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农忙总是要阻挠革命程的。革命总是要必不可少地为农忙让一条路，为农忙付沉重代价的。我想应该在秋收到来之前，就找到革命的突破，在秋收的忙中，趁打铁，把程天青从程岗大队皇帝的位置上拉下来。我决定召开一个革命骨会。会议的通知，由程庆林送给了17个人，会议的地选在人迹罕至的十三里河的河滩上（我和红梅约会的失约）。为了在那个会上刻地动员大家揭发程天青的错误和犯罪事实，我买了17个笔记本、17支圆珠笔、1盒红印油。我要大家在我动员之后，当即把程天青的错误言行写到笔记本儿上，再在那笔记本上上自己的红手印。我希望通过这个秘密会议，能找到程天青有把主席语录掉茅厕的事，或将主席三个字写错、写倒的事，或再一不小心说过啥貌似平淡无奇，分析之后则使人大惊失的错话儿。这样的事情只稍有一，革命的突破也就现了，程岗也许就有了曙光啦，程天青也就大祸临了。正是午时候，天气得很，村里人都在歇午觉，村街上的宁静像烧了的锅。女娃红和孩娃红生也都在屋里睡着了。为了把那17支圆珠笔成能写字的圆珠笔，我在院里把我家的竹扫帚折开，用菜刀削17段细竹杆，用纳鞋的绳儿着圆珠笔。这当儿桂枝推开大门回来了，手里提了一挂儿机轧的细面条，半篮儿和鸭。她问：“你啥？那是新扫帚。”我说：“你听着，你我不是一个上跑的车，从今往后你少问我啥。”她怔怔的立在那，脸上有了菜青，似乎要发作，可她忍住了。我知她有事情要求我。她每次有求于我时，就总是压着火气不让自己暴起来。她说：“今儿是农历几月初几你知不知？”我没有抬，仍在把笔往细竹杆里“几月初几碍我啥事儿？”她说“今儿是我爹60大寿你知不知？”我乜了她一“他60岁了？国家60就必须退休了，他咋还占着这村支书的位置不下呀。”桂枝脸上的青加重了“你今儿去不去给他过生日？”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没那个闲功夫。”桂枝里有了泪“军，算我程桂枝求你行不行？”我停了手里活儿“程桂枝，半月前我娘生日，我让你擀一碗面条端到岗上给我娘，你咋不擀哩？你咋不端哩？今儿你求我了是不是？好哟，我也求求你，让你爹四年前说过让我接班当村支书的话兑现行不行？”桂枝哑然了。她有些可怜的站在门上，也许是她对我娘的不孝使她后悔了，也许她到她爹说过的要让我当支书的话应该兑现我，也许她面对政治和家的矛盾混在一起时，使她无力施展一个支书的闺女在一个普通百姓家中的威力和权力。她只知她是程天青的闺女，在程岗大街上走过去，那些六十岁七十岁，甚或八十岁九十岁的老人见了她，老远都要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说话儿，可她不知，革命时期是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一滴的政治威力，都能打倒家的不平等、不平衡，无谓的权力和权势。她只念过几年学，从来不读书，是地的农村家妇女哩，压不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啥儿，不知《红旗》杂志是啥儿。她注定在家矛盾中，总是毫无理由地占上风，注定家矛盾和政治、社会发生纠葛时，那些蒜都染上红的颜可以上纲上线时，使家矛盾陷政治、社会的漩涡时，她束手无策，左右抬不起手。她注定是政治在家中的牺牲品，就像三仙姑必然成为二三十年前中国婚姻革命的牺牲品，小二黑和小芹必然成为那次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一模样。我又在我的能够诛笔伐的土制笔杆圆珠笔了。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