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程寺大门仍然严闭着，有一股古色古香的潮味从大院的门缝涌出来，像穿堂风样吹在人群中。我朝程寺大门前边走过去，人群立马给我让开了一条道。社员群众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我，等着我对焚香事件的评断和宣判。我一只脚站到寺前石狮子那又方又大的底座的一角上，一只脚蹬在那座狮子的后腿上，左手卡在腰间里，右手按在石狮子的头顶上，看见所有投向我的目光都软软弱弱，绵绵缠缠。我知道这当儿我不能立马开口说话儿。我就那么立在狮座上，目光半冷半热，热中透冷，冷里含温地望着寺前密密麻麻的程岗人，望着归我领导了的人民和群众，归我指派的百姓和臣民。我看见我的沉默中，社员们的心跳声如雨夹雪一样落下来。看见站在前排革命骨干分子们的脸上都坚定了一层冰青色，基干民兵手里三尺长的红白木棍（特制而成，他们总是如枪一样带在身上。那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半斜着提在手中，在东升的旭日中闪着新涂的漆光，那些站在骨干和民兵身后的社员们，脸上则呈现出一种死灰色。我不知道我的目光那时候有多冷，也看不见我的目光有多杂。我只看见那些人只要和我的目光一对峙，他们的眼皮就枯草一样卷耷下去了，目光咣的一下子塌下了，头像烈日中的草样勾下去。这当儿，这一瞬，这一点儿时间里，我忽然明白，在乡村的革命中，在乡村的战争、战斗中，有时候原是不用刀枪和语言，不用文斗或武斗，仅仅用目光就能征服那些百姓和臣民。我把目光从他们头上杀过去，从他们脸上扫过去，从他们的衣裳和腿上、脚上荡过去，然后，在这沉默中，我轻轻咳一下，像暴雨前要刮一阵冷风样把我低哑、冷硬的干咳，送刀送针样送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之后，我咳了一下，又哼了一声，清清嗓子，大声地对我的百姓们说：“今天，我们程岗大队社员们全都看到了———这个新的红色延安非常不幸地发生了骇人的焚香祭祖事件。这样的事件是啥性质？是典型的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后台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典型、又最最反动的一起反革命事件，抓起来不关进监狱也要打断脚…”我说：“可我高爱军决不做那样六亲不认的事。我高爱军虽然不姓程，可我是两千六百口程姓人的村支书。我既是程岗大队的支书，又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咱们程岗程姓人的领头羊。按照革命的原则，我应该把所有参加焚香事件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捆起来，关起来，送到班房里，最起码也让所有的人都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可我不这样。我知道我不这样做将会成为某些人有一天整我黑材料的有力罪证。但是，为了程岗，为了咱们程姓人（咱们程姓人？）我甘愿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甘愿为某一天有些人反对我时留下把柄和罪证，对昨儿夜里的焚香祭祖事件既往不咎，既不上街游斗，更不上交公安；而且还要把已经抓住的人立马放掉。现在就放掉！”（所有人的眼睛都突然瞪大了。红梅的脸上是一层秘而不宣的粉淡淡的光，庆林的脸上是一层几分扫兴，泄气的暗灰色。然在社员群众那儿，所有的程姓人，在我的目光下，脸上都显出了一片温暖的明亮和亲近。我该直奔主题了。）我说：“社员们，群众们，父老乡亲们，焚香祭祖往大处说是内外勾结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可往小处说，它至少也是封建迷信活动，是腐朽没落阶级灵魂的死灰复燃。程颐、程颢是咱们程岗人的祖先不错，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经卷一朝心，现在是新社会，是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你们咋能执迷不悟来烧香磕头哩？昏头啊！你们昏头啊！你们昏头…这让我怎么去说呢？我只能说我不怪你们，不怪父老乡亲，不怪叔婶哥嫂，不怪爷爷奶奶，不怪任何一个社员群众，只怪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寺庙，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藏经楼上的散发着封建资产阶级腐臭的经书和字画。我高爱军再三想过了，党支部也研究过了，放了焚香祭祖的乡亲们我们如何向上级交待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放了人，砸了这寺庙，可砸了这寺庙你们不心疼，我高爱军也还心疼哩。它是明朝盖的老房啊，是我们程姓人的脸面啊，是我们程岗大队的象征啊。咋办呢？思前想后，想后思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烧了藏经楼上的书，烧了那里的字和画，烧了那里的零碎杂乱，既保全了咱们烧香磕头的人和寺庙，又可以向上头交待说我们把寺庙的灵魂烧掉了，我们从心脏革命了，留下的程寺仅是躯体和死壳。”我看了一眼红梅和程姓的人。他们沉默着望着我，也望着红梅和庆林。红梅大声地说：“要不烧了那些书籍就得把抓到的人送到县公安局里去。”人群中有了活动和叽喳的议论声。程庆林向前走一步，扭回头瞪着他的同族们：“烧不烧那些书籍只是高支书的一句话，高支书征求大家意见是他敬着大伙儿，可谁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不得不把几十个人送进公安局，结果寺和书又没能留下来，那当儿鸡飞蛋打可没有后悔药。”我唤：“是不是不想让烧那些书籍，是不是？”有人回答了。回答的声音来自人群的最中间，像一声雷样炸开来。“想！———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