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痴痴地盯着红梅的嘴，盯着红梅的脸，盯着红梅的发和肩膀，盯一会我又突然把红梅的双手握在我手里，像抓到了一对刚飞走的鸟儿说：“关书记好像是北方人，他要是东北人了，我们每次去都给他捎东北的粉、凉儿，要是山东人了，我们就给他捎韭黄和煎饼，是山西人就捎小米和蜀黍，是陕西人了就捎老陈醋。”在午饭前那一杆儿长的时间里，我们就坐在招待所的房里，计划着革命和工作，事业和未来，婚姻和家，关系和友情。我们已经决定待宣布了我们的任职就结婚，让双喜临门为我们人生的辉煌锦上添笑开颜，为我俩革命航船开足力撑满帆，欣欣向荣红灿灿、蒸蒸日上照人间，一日千里登上天。我想，我们想，关书记最好在我们（我）33耀35岁之前离开县里到地区，当上地区的副专员或是九都市的正市长。就在这时候，就是这当儿，招待所的所长来唤我们吃饭了。饭当然是绝好的饭菜哩，招待所完全是给新任县长接风的标准的饭和菜，烧鱼、炖、排骨、咸鸭和汤，七七八八摆了四桌。可来陪我们吃饭的却只有地委组织的刘长。原来说好县里领导班的领导都来的，关书记要在饭桌上把我和红梅以“内消息”方式宣布给所有的县领导，要让我们尽快地熟悉各门的领导和工作。可是关书记没有来，县班里的领导也没来。在县委招待所的一个大饭厅，摆了四桌饭菜却只有刘长、红梅和我三个人。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革命事业的地震已经在脚下酝酿了，实的土地已经开始摇晃了，可我们真的是被胜利把脑冲昏了，是革命的大好前景把正在发生的大悲剧掩盖了。从招待所的二楼走下来，拐个弯到了东侧的平房大饭厅，看见刘长，我以新县长和蔼可亲的姿态和他握了手，红梅把“长好”三个字叫得又甜又腻，像那季节熟过了儿的红杏儿，可是刘长和我握手时，只拉了拉我的手指，应答红梅时只瞟着她哼了一下。我望着那大饭厅的四桌菜和摆好的酒和酒盅儿问：“关书记还没到？”刘长坐在了一桌饭前的椅上：“不来了。”我微微的诧异着：“那，县里别的领导…”刘长拿起了筷拿起了碗。“先吃吧，吃完了我给你们谈。”我开始到脚下有些晃动了，到脚底有一冷风生来。看看红梅，见她的脸上有浅淡一层白，不消说她已从刘长的态度和举动中到了不祥和异样。毕竟我们都是从斗争的风雨中闯将来的。毕竟我们都是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者。毕竟在革命中什么样的风雨我们都见过，就是没有见过我们也都听说过。我们知，革命有时会成在一念之间，也会败在一念之间。而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斗争的结束。只要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权力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占领就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风云突变的，异常激烈的。见刘长已经拿起筷吃菜了，给红梅递个，我们便分开坐在他的两侧吃起来。四桌菜的蒸汽在明亮的饭厅蒸腾着，冬眠后和新生的苍蝇共同肆无忌惮地在那三张饭桌上吃喝享乐着，灰白嗡嗡的声音像《奇袭白虎团》中那段对唱的低胡儿。日光油油烘烘，从菜桌移到我们的脸上和上，像过了油的布蒙在我和红梅的上。招待所长不知发生了啥儿事，小心地守在饭厅的门外。刘长吃了半碗大米饭，只在一个辣椒炒的盘边不停地动筷。我和红梅盛了米饭，却都似吃非吃地把碗僵在半空里，去盘里夹菜时也只是夹青素，不敢去夹那鱼和排骨、炖和鸭。时间像猪油样凝在我们的筷儿上。刘长嚼饭的声音灰土瓦片样落在饭桌上。红梅不停地打量我，脸上的云宛若一块了的黑布儿。我终于把饭碗僵在了半空里“刘长，发生啥事了？”刘长瞟瞟我：“发生啥事得问你，得问你们俩。”我把碗放在桌上：“我们都是党员，是同志，都是一心一意的革命者，一心一意为了主席，为了党中央，到底发生了啥儿事，请刘长直言给我们说。”刘长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我。红梅也把碗筷放下了：“刘长，论年龄你和我们的父母差不多，论资历不消说你是前辈的革命家，论职务，不消说你是我们的老上级，该批评了你就批评我们俩，该批判了你就批判我们俩，可你啥也不说我们有错想改也没法儿改。”刘长终于把手里的碗也放下了。他亲自过去把饭厅的门给关严实，回来坐回原，用手嘴，又把牙的一粒米饭吐在桌下边“小，小夏，”刘长的脸板成一块青的石板说：“我这就算正式和你俩谈话了，算组织和你们正式谈话了。你们是一对前途无量的接班人。关书记看了你们的档案就决定要重培养你们俩，而且关书记是迟早要调到省里的人。关书记和中央领导都有来往呢。可你们辜负了关书记的期望，辜负了党组织对你们的培养和教育。至于发生了啥儿事，我姓刘的不知，但你们把关书记的脸都气青了，气得关书记把电话机都摔到地上了。到底为啥儿，你们俩最清楚，这时候就看你们对组织、对党、对主席真忠还是假忠了。说来也许还来得及，如果不说，纹丝不，后果可不光是当不当县长和县妇联主任的事，不光是葬送政治前途的事。”话到这，刘长瞟瞟饭厅外，看看我们俩，闭了一会嘴，等窗外的两个闲人走去后，又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