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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2/6)

说:“我不懂啊。听村里人说,儿带厂事,专门拉带的。儿媳在盐厂事,专门卖盐。”

“只怕领导中,敢于像朱书记这么看问题的不多。基层有些总是埋怨,说现在的农民都被上面的政策惯坏了!”舒天说。

朱怀镜说:“不能这么看问题。群众敢说政府的坏话,这是历史的步。错不在群众,而是我们政府。我们要到尽量少些坏话让群众去说,这才是理。当然一贯正确、一切正确的政府是不存在的。”

舒天笑了起来“朱书记好幽默。”

老人家还没回答,看闹的有位黑脸老汉说了“我是邻村的,到这里走亲戚。我们村就是田亩摊的,每亩田一年得二百五十元上下,算到人上,同这里差不多。受不了。”

笑了,说:“搭帮如今政策好啊!”听了这话,朱怀镜顿时来了兴,自己搬了张小凳,准备同老拉拉家常“你老寿?家里有几人?”

看着就到中午了,朱怀镜说:“看看路边哪家店净些,我们下车吃些东西吧,我请客。”

上了车,朱怀镜苦笑着问舒天:“警卫,有何想?”

朱怀镜沉默片刻,说:“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很先验地认定哪个观正确还是反动。现在有百姓的确还很苦,这是事实。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在当老师,只题目,不答考卷。村是小学老师,乡镇领导是中学老师,县级领导是中老师,到我们地市级领导就是大学教授,再上面的领导就是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了。”

这时,有些村里人走过来,远远的站着只是笑。朱怀镜脑里一阵懵懂,上什么都明白了。他二话没说,转就走。拉带其实是拉条,卖盐其实是卖。坐在车里,三个人都不说话。其实谁都懂了,只是都不破。

车未停稳,

舒天略作支吾,说:“我想起了一句古话,说起来有些反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走了一程,见有家“好好酒家”的小店,看上去还很洁净。朱怀镜说:“下去看看吧。”

“说你老人家气好!”舒天声重复

“朱书记,我们怎么走?”杨冲问。

朱怀镜说:“但不也不行啊!皇粮国税嘛。你们说是多了,还是不公平?”说着就站起来“好吧,我们得赶路了。你们可以把意见反映上去,总有办法解决的啊!”朱怀镜同老乡们挥手作别,听得后面有人在议论:肯定是,肯定是。你不见他那肚,油鼓鼓的!只怕是个大官,学皇帝老微服私访。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警卫,一个是司机。

朱怀镜长叹一声,说:“我哪有心情幽默啊!你想想刚才那情况,我们连自己的份都不敢承认。我起初不说自己是,是想听听真实情况;后来呢?想承认都敢了,不要让他们骂得灰溜溜地来?”

朱怀镜说:“你先走着吧。今天我们先安排宽松些,先沿途看看,晚上再找农住下来,开个座谈会。晚上我们就不搞微服私访了,亮明分,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明天一早,就赶到山县委去,同余明吾同志换看法。”

这时,见路边有栋新修的洋房,有位老坐在门,也在晒太。朱怀镜想去看看,便叫杨冲停了车。

“啊?你说什么?”看样耳朵不太好。

“荒唐!”朱怀镜说。

自己耳朵聋,好像也怕别人听不见,:“我今年七十三了。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自己去。我还很朗,就是耳朵有事。儿成家了,在外面打工。地划不来,划不来。不是政策好,哪准去打工?家里就我和老,他去地里了,刚去哩!”

我说呀,你们城里人参加工作才发工资,到了六十岁就退休。农民呢?生下来就有负担,到死都不退休。也太看得起我们农民了。都说农民伯伯,工人叔叔。伯伯比叔叔的辈分嘛!我说呀,负担要是摊,至少要到十八岁才摊嘛!到了六十岁,你莫说发我们退休工资,至少上也得免了嘛!”

朱怀镜说:“你老说得有理。那么田亩摊?”

杨冲很义愤的样,说:“那些农民,嘴也够油够狠的。要是过去啊,该去坐牢!”

“老人家,你好福气啊!”朱怀镜走过去问好。

朱怀镜很关切地问:“你儿儿媳在外什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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